但故事本身却在传统中国的固有语境下展开,所

有人说这部电影立论不完美,经不起推敲,有人说这部电影是“法盲加刁民”,但这部电影的价值不在立论上,也不在逻辑的游戏上,而是反映的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对这些现实进行部分的分析与反思。至于导演安排那么多解说,一是怕观众看不懂,二是如果不解说就容易形成讽刺,里面有一些专业的分析(比如说为什么低效率问题就涉及经济学和博弈论),把问题留给观众而不作解释,未免太不负责任。
       李雪莲要的其实不是法律上的合法性,她想要的是正义(这从她说过的话中可以得到证明),但法律并不能把这个光荣的勋章给她,因为法律只是正义的手段,法律永远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所以说要欣赏这部电影不能陷入法律逻辑中,法律逻辑在这部电影中也不重要。正因为她想要正义,而又诉诸于法律,所以她进入了中国社会的深层,她一路告状,告到了北京,别问我她怎么能这么顺利的告到北京去了呢,这就是这部电影来自现实又高于现实,就好比《窦娥冤》中六月飘雪一样,前者容易出现,后者不容易出现,但第一次被撤下了那么多官,但并没有解决李雪莲的问题,而后来上来的官那么多人围着李雪莲一个人转,体现了这个社会官僚体制的低效率,当然导演进行了反思也做出了分析。
       导演(或编剧或小说作者)对利益有很深刻又很独特的简介,比如说李雪莲的分析认为那些当官的去找她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里面所有的人可能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这一切,只有李雪莲一个人是为了追求正义,所以感觉这部电影也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混合。
       再说这部电影也有中国民族文化的体现,比如说官本位的思想,李雪莲求正义于官僚,开始是把当官的人想象成一种很神圣的人,但后来明白了这一切之后(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让那么多官围着她一个人转,可现实中当官的人有那么文明与那么客气吗?这也是超越现实的地方,最后问题并没有解决,她也只好求菩萨,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体现。
        总的来说,这部电影很好,很值得观看,至于小瑕疵总是瑕不掩瑜的,剖析的不是太深,但是很到位,即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进步(传统文化:官本位文化...,进步:用博弈论来解决利益问题,而不是用中国以前那一套阴谋论...)
        对这部电影可以剖析得很深,也可以剖析得很浅,在此只是小作分析,电影还有很多亮点也不赘述了。电影是艺术,可以深刻反映社会现实,也可以浅尝辄止,这部电影大概便是浅尝辄止的,分析得太深,肯定不能在中国上映,但这也已是中国的进步,可以将我们从这个用娱乐来麻醉自己的现代社会中解救出来。
        最后说一下给人最深的体会:1.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活,但如果能制定良好的规则,那么尽管人人都自私自利,却反而让这个社会更美好。(见亚当斯密《国富论》、《道德情操论》)2.从古至今当官的都是政客,真正的内圣外王只在孟子的书中出现过,即使有这样的人,肯定也会被社会吞没,希望中国文化能够继续发展,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发展出最辉煌的文化。

首先说一句,对于众人吐槽的李雪莲的刁民设定,恰恰是电影最成功的地方,如果没有看出这一点,就根本没有看懂电影。后文会详细提到。

© 本文版权归作者  Berg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形式上,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最大胆之处,当然就是圆形和方形构成的的全新取景方式。在我看来,这种取景首先倒不是出于审美的考虑,而是在时刻提醒观众:这是一个很“中国”的故事——也就是说,如是类似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布景方式,其实是在提示观众们,虽然景色里的一切都是“现代的”,但故事本身却在传统中国的固有语境下展开。可以说,圆形镜头和方形镜头里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原封不动地纳入几百年前的中国框架下。
影片无非是讲了一个农村妇女被丈夫抛弃后,一路寻找青天大老爷,最后负心汉遭受天谴、皆大欢喜的故事。从这个角度上说,秦玉河是陈世美,李雪莲更像秦香莲(不知秦玉河之姓是否与此有关)。李雪莲遇到了微服私访的皇帝(首长,旁边英文chairman已经很明显表明了此人的至尊身份),于是冤屈得以昭雪,狗官被严惩……秦香莲的故事于是到此结束。
电影当然没有罢休,接着引出潘金莲的故事,与赵大头的恋爱坐实了她“潘金莲”的称号。到此,李雪莲与前夫的瓜葛仅仅成为一条隐线、一个叙述背后的推动力,而不再是叙述本身的内容了。赵大头作为爱人出场,官员也全部换新。此前的一切,不论是恋爱、还是上访无效,都再次重演。李雪莲的愚蠢不在于她是法盲,而正在于她再一次相信了男人许诺中的幸福庇护、和依靠上访取得公正的可能性,重蹈覆辙。她信得太深,因为这是她心中行之有效的逻辑,当这逻辑终于失效的梦醒时分,她选择上吊。

一、现代中国的事与义
故事体现的荒诞性与幽默在于,在这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巨大国家中,事与义的偏离。事,也就是具体的事件、行为,已经与古代不同。无论是雪莲的穿着、离婚分房的导火索、车水马龙的繁华北京。

所谓“义”,就是社会运行背后的逻辑,人们行为里隐藏的哲学根源。这些新酒,还装在酒瓶里。电影中的故事,没有逃脱古老的欲望动机、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乃至对正义的定义。只要观看者觉得影片的故事可以成立、值得相信,就说明电影里展现的逻辑也同样真实成立。对性、权力、和公义的渴求,分别推动了秦玉河与赵大头、各层官员、和李雪莲的行为。在法院审判令其失望后,李雪莲追求“正义”的办法分别是上访、雇凶杀人、和求神。这四种手段有自己的逻辑,在现代体系失效后,雪莲诉诸古老的方法。首先是中国百姓朴实的忠奸二分思路,下层的奸臣必须让上级惩治;然后是同归于尽的自杀法,要亲自实现“正义”;最后是相信上天自有公道,转而求神拜佛。这三种在我们今人看来几乎无效的办法,却成为李雪莲寻求“公道”的最大着力点。这不是因为李雪莲奇葩,而是我们今日的语境在发生变化,在这变化里应该有我们的思考和未来,这一点后文还会提到。
对雪莲“冤屈”的无能为力,是现代法律在处理社会问题时面临的困窘,但这窘迫不应由法律本身承担,就像王公道说的,这不关法院的事。
很多年前看阿汤哥的《刺杀希特勒》,当时非常费解且郁闷的是,为什么刺杀者不能与炸弹共处一室、同归于尽,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却偏要借口出去,最终露出马脚呢?黄继光不就是这样的吗?炸死希特勒难道不比一个籍籍无名者活着更有意义吗?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自己原来的思路背后,是古老的对正义、乃至对人生意义的描述。这样的“义”,在荆轲的逻辑里成立,在现代社会里却很难成立。

中国传统文化的“义”究竟是什么?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犹希腊柏拉图之所谓Idea者。”陈寅恪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在于“三纲六纪”。初读此语觉得不免武断,但细细想来,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在三纲六纪的原则下建构起来的。三纲当中,电影集中展现了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两个层面。
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下对上的绝对服从,不正是“君为臣纲”?正是在这样的空间里,李雪莲可以通过层层上访,寻找“青天大老爷”;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路里,官员们不怕法律,却害怕上级的一句训斥、对一条语意含混的指示频频点头。电影很聪明地把官员级别尽量放小,集中展现县级官员的嘴脸,其实同样的事,提升几个级别同样适用。不过导演又不舍得把矛盾轻易化解,于是一定要牵涉到首长、北京,提示我们这个县城与整个中国是一个整体。
家庭之中,丈夫对妻子“贞洁”的苛刻要求、对自己出轨行为的理所当然,包括妻子对自己“贞洁”、“名声”的重视,不正是“夫为妻纲”的体现?这种话语当然也在不断变化着,比如今日对妻子的“处女”要求,就很难再有立足之地了。这是旧日的纲常模式与现代观念的融合。但也应当看到,三纲五常的逻辑仍然留存和运行着。中国仍然是人情社会,社会里的方方面面都能在这个被设定在过去的故事里找到踪迹。
这是传统中国和现代文明的对接困境——我们一方面追求现代:人大会的高脚杯、葡萄酒,北京早早建立起的摩天大楼,现代法院和审判机制;另一方面,却无法建立起真正具有现代观念的个人:雪莲对法律的无知和无畏,懂得法律的观念却不懂人性人道的官员,只讲人道却枉顾法律的顶层设计者……
努力现代化的中国里,事与义的冲突,才是导致这场风波的真正起因。而如何调和,也昭示着这种冲突的根本解决之道。从这个角度上讲,片尾马市长的教导,与原来那些一样,仍然是空洞的屁话——他的话不过表达了一句“为人民服务”,绝对正确的废话。就像《驴得水》的佳佳去了延安,不是提供了问题的解决策略,而只不过是一个搁置争议的休止符罢了。

二、两套话语的龃龉
故事里展现了两套话语:法律的,和人情的。前半段的官员坚持用法律方式,请她起诉、检举,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丢了乌纱帽。于是后半段的官员们试图用非法律思维解决,同样没有解决。这也是官员治理的无奈:法律和人治两套体系相互渗透,结果就是最微小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其实至今仍然屡见不鲜的开除党籍、双规、撤职,虽然看着大快人心,却仍然没有摆脱领导“拍脑袋”做决定的性质。什么时候出了问题,能够按照固定的追责体制,进行审判与惩罚,追责才有意义。其实某位高官是否拥有党籍并不关百姓事,也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处罚。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我大学期间某门课程挂科没有补考,理应不允许毕业,那么现在社团乃至学生会将我开除会员资格,能代替我应有的惩罚吗?
法律代表着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人情,则是乡土社会的维系纽带。在这两种体系下,“正义”的定义和实现方式都不同,也就必然产生冲突。

三、刁民李雪莲的设定好在哪
前文已经说过,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冤屈妇女形象,那是秦香莲与陈世美的故事。但也不是一个风流大胆的女性,她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努力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下建立生存逻辑。
有人说李雪莲不占理,作为一个刁民,她并没有冤屈。的确,这也正是电影的高明之处。电影从来不指望着带领大家同仇敌忾,怒骂昏君贪官。首先,李雪莲的理直气壮在于她的正义与现代法律不同,民间正义与司法正义的真空始终没有被社会解决。第二,这部电影剥离贪腐问题,正是在提醒我们,打掉老虎之后又如何?官员的无能、体制效率的低下,是比贪污更可怕的事。第三,这么一个不讲道理、没有“冤屈”的妇女为什么引起了整个官僚系统的恐慌?为什么法院没有犯错却不敢承认?公正是这样被荒诞地定义着吗?第四,不在法律和公职人员范围内的社会问题,究竟应该由谁接管?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的建构,在此体现出缺口。而这一社会缺口造成的后果,就是政府掌管一切,却又根本不可能管好一切。结果就是,这么微小可笑的一件事,成为地方大员的软肋,真是自作自受。第五,在这里,法律只是知识权力者的挡箭牌,却没有成为这位农村妇女的武器和理解世界的窗口。如果是这样,法律只是在单方面有意义,这样的“法律”,是否违背了“契约”的本义呢?

四、生死皆荒诞
透过黑色幽默,电影展现了故事背后的荒谬和无力感。除了李雪莲,所有人都泯灭了个性,成为体系中的一个符号——郑义、马文彬、省长、乃至首长,出奇地和谐统一,思路一贯。(如果首长显得有点不一样,那不过是因为他只有下级,不再有上级了而已。)在这套符号系统中,看似手握大权的官员们,实则非常无力,没有丝毫个人选择的余地——王公道作为法院院长几次的不满与反抗失败,就是这种无力感的最好体现。
影片中所有可笑的成分,正是由事与义的分离导致的荒谬感所产生。这种荒谬,不仅消解了雪莲的上访、消解了官员们的言行,乃至消解了生死对立。雪莲的上访不过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幻梦,即便成功也不过是一批官员的撤职;爱情不过是两次欺骗;官员们言行的分离好像从上到下都无法解决,影片着力表现下级官员的丑态,但是在寥寥几笔里,首长和县级法院职员的思路都出奇一致,整个机制的运作也就分毫毕现;至于雪莲最后的上吊,则显得最有意味,她所以在果农的调侃下放弃自杀,并非突然感到人情淡漠——这一点她早就感到了,并正是因此而决定放弃生活。电影里交代,秦玉河意外的死亡,使她十年来的生活动力突然抽空,于是生活失去重心和目标,一心向死。一场十年的纠纷,竟然因为一次意外无疾而终,碌碌的人们自以为目标明确的奔走与努力,竟都抵不过一次任意性的安排。而雪莲自己的死呢,在哪棵树上、哪篇果园里发生,对哪一家人造成怎样的影响,也都充满随机性,看似明确郑重,实则荒谬可笑。一个毫不相关者的命运(范伟或者老曹),也就将在这种随机里改写。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对比里,雪莲看见了死亡与生存根本上同质的荒谬吧。死亡既是如此荒唐,就不再构成解脱,活着也就不必承担原有的执着和自以为是。那么当初寻死的愿望本身,不也就被消解了么。
雪莲的生活好像离我们太远,远得有些不真实,却又无法否认这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就是李雪莲的故事。

至于火热的撕逼事件,跟电影本身无关,仅表达一点个人看法。我觉得冯小刚和万达撕逼的事情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这样一部电影的拍摄和上映本身已经非常波折,免不了电影里处处打暗语、电影外节节搞关系,这是被逼当婊子。但是到头来万达再拦一道,他当然就把相关的一切怒气都转嫁过来——摆出阻挡我片子上映的都是辣鸡的架势。当然我本身不支持这场撕逼行为,可是另一方面看,如果吴天明当时也来撕逼一通,会不会有人理?如果这部佳作也像《山河故人》一样只能上映三天,是不是对这部电影的埋没?除了下跪和自嘲,我们到底有没有给过电影导演第三种发声方式?在我看来,冯小刚的吃相再丑,也比温顺的绿茶婊们拍个小时代、国产鬼片之类的更有职业操守。

© 本文版权归作者  Amanda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本文由ag亚游发布于人才理念,转载请注明出处:但故事本身却在传统中国的固有语境下展开,所

TAG标签: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